【教授觀點】中國經濟面臨發展困局,看看吳敬璉教授如何把脈開方
2015-09-02 16:08:28??????點擊：
“三駕馬車”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問題
所謂中國經濟的舊常態，是指海量投資和高額出超推動下的高速增長這樣一種維持了相當長時期的經濟態勢。舊常態無法維持，這已是既成事實。在2009年四萬億投資和十萬億貸款的強刺激下，中國的GDP曾經維持了兩個季度10%以上的增長，然后就一路下行。2011-2014年，GDP增速分別是9.2％、7.8％、7.7％、7.4％；今年一季度、二季度進一步降至7.0％。
為什么舊常態難以維持？對此有兩種分析方法。
第一種是以“三駕馬車（指消費、投資、出口）”的拉力不足來解釋經濟增速下滑。“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按照凱恩斯的理論，供給總量的增長速度由需求總量的狀況決定。當遇到需求不足、經濟出現周期性衰退時，就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長。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所針對的是經濟學所說的短期經濟問題。凱恩斯對此并不避諱，他在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時說，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也就是說，從長期來看市場經濟會經過波動自動實現平衡；但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在短期內造成的損失太大。就好比洪水早晚會退，但還是要采取抗洪堵口等措施，否則等洪水退去時，人早已淹死了。
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依據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的長期經濟問題。“三駕馬車”的拉力大小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這在中國儼然已是經濟學定理。應對增長率下降的辦法，就是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結果造成了貨幣超發，企業和政府都債臺高筑，蘊藏著“國民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系統性風險。在我看來，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完全正確，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問題也是一種誤用。
如何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我認為不應從需求方面，而應從供給方面進行分析。在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產出是由勞動力和資本兩個因素決定的。1956年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根據美國20世紀前4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將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增長來源剔除后，還剩下一個余值（索洛余值A）。他把這個余值定義為技術進步，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索洛的生產函數表明，經濟增長是由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資）和效率提高（TFP的提高）這三個因素決定的。
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缺陷，即增長主要靠投資支撐。投資率過高意味著消費率過低，最終需求不足。為彌補消費需求的不足，日本在二戰后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低估本國貨幣匯率等辦法來促進出口、抑制進口，擴大凈出口。中國也采用了這一辦法，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進出口外貿盈余大量增加，支持了產能的迅速提高。但是，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表明，長期使用出口導向政策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調整中國出口導向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前，效率提高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改革開放以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結構改變。例如，以前城鄉是隔絕的，資源無法流動。改革開放后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打通了，勞動力、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大幅提高。二是對外開放。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生產效率迅速提升。此外，人口紅利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大約是2006年，上述支撐高速增長的因素出現了明顯衰減，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降低。要維持原來的增速，只能更加依靠投資，也就是靠負債，通過發行鈔票、寅吃卯糧等辦法來籌集資金。到2010年左右，這個問題已相當嚴重，集中表現在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自2009年以來急劇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上升得很快。這增加了發生系統性危機的風險。
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容易出現泡沫膨脹
“新常態”這個詞最早是由美國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前CEO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可能出現的長時期經濟衰退。
這當然不是我們希望建立的新常態。根據權威方面的說明，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概括起來說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二是從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增長。前者已是既成事實，絕大多數人對適應這種狀況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后者還是期望而非現實，需要經過努力才有可能實現；只有加快推動第二個“轉向”，中國經濟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走上持續穩定發展的坦途。
由于過去很多社會矛盾是靠數量增長“擺平”的，經濟增速下降太快是有風險的。如果不能用質量的提高去彌補數量的損失，許多經濟和社會矛盾都會暴露出來，甚至進一步激化。
面對增長率繼續走低的形勢，最近幾個月來，“擴需求保增長”、要求央行“放水”的呼聲日漸高漲，“鐵、公、基”一類大規模投資也蓄勢待發。不過我對這一類“老辦法”是否奏效持懷疑態度。
靠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能夠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嗎？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當出現由于杠桿率過高導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因為在“現金為王”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捂緊錢袋子，不愿進行長期投資。如果手里有錢，人們更愿意投在股市而不是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上。如果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現泡沫膨脹，甚至在泡沫最終破滅時導致嚴重危機。當前我國新入股市的投資者年齡偏低，資產不多、風險意識不強的新開戶股民大量融資炒股，一旦發生問題，會影響社會穩定。因為窮人虧錢比富人虧錢更危險，絕不可以掉以輕心。
關于投資的拉動作用也應當做出恰當估計。近幾年來，經濟學中“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已經日益顯現。趁機亂上的項目很多，效果不大，結果只會加杠桿，使風險進一步積累。
總之，正確的應對辦法，只能是在穩住大局、確保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開放上，以改革開放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效率的提高。
問題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并不是一個新提出的問題。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1996-2000）的時候，就提出了必須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轉變為集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兩個根本轉變”。迄今已經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間的政策制定和改革實踐可以歸于一場“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討論。中共十八大對這場爭論做了明確的回答，那就是要堅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隨后，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規劃。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
防止杠桿過高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目前中國經濟的杠桿率過高，債務總額達到GDP的250-300%，各級地方政府債務已超過16萬億元，2015年到期需償還的債務約為1.8-2.0萬億元，蘊藏著比較大的金融風險。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發生償債危機、少數人“跑路”問題都不大，但必須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
首先，為了避免發生系統性危機，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來控制和化解風險：
① 要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財政部向地方下達一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額度置換存量債務，可能還要采取一些補充性措施；
② 要停止回報過低和完全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
③ 要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輸血；
④ 必須停止剛性兌付；
⑤ 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目前一項最重要的或有負債就是社保基金的缺口，數額很大，是為隱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撥付國有資產去補充社保基金，但至今沒有行動；
⑥ 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產清盤和破產保護下的重整，化大震為小震，釋放風險；
⑦ 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例如各地“曬太陽”的開發區等。
其次，輔之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這兩句話十分重要。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意味著增加赤字。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赤字還有一定的空間。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在目前的狀況下，我更傾向于采用普惠式減稅的辦法，因為現在的一個大問題是企業家們對未來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積極性。一定要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他們的信心。在貨幣政策上，要將去杠桿和提供必要的流動性結合起來。
重視提高民營企業家信心和積極性
推進改革開放是應對當前形勢和確立新常態的治本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做出了準確的界定，那就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其實這一目標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的表述是“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二十年后重提這一體制目標，并環繞這個基本目標部署了上百項具體的改革任務。現在我們需要以“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標尺，總結十八大以來各項改革的進展，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早在十八大召開前后，就已經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方向進行了一些試驗性的改革，例如企業注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這些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過去許多年領導一再號召要加快服務業發展，卻一直未能實現。最近幾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動下，服務業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使得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增速下降的情況下保持了較好的狀態。改革小試牛刀尚能取得這么好的成果，這就表明，為了應對當前的困難，加快改革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從目前的情況看，政府職能改革、簡政放權已經取得進展。現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繼續向縱深發展，通過制定企業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和政府職權的正面清單，形成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正式制度。
以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為核心的金融改革和以理順中央地方關系為重點的財政改革進展情況比較正常，現在還需要籌劃解決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近年來，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有所下降，但是國有企業掌握著大量重要資源，并且在許多重要行業中處于支配地位，因此國有經濟的狀況如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高低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狀況，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了許多重要決定。現在看來，亟需加快這些決定的實施。
上海自貿區正在進行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的試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進行自貿區試驗的意義在于適應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趨勢，“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目前正開始在其他地區復制推廣上海自貿區的經驗。這意味著對外開放新局面的全面展開。行政領導部門要從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局著眼，為開辟這個新局面做出貢獻。
民營企業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許多企業家信心不足、積極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應當借鑒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扶持中小民營企業的經驗，組織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切實有效的綜合解決方案。
所謂中國經濟的舊常態，是指海量投資和高額出超推動下的高速增長這樣一種維持了相當長時期的經濟態勢。舊常態無法維持，這已是既成事實。在2009年四萬億投資和十萬億貸款的強刺激下，中國的GDP曾經維持了兩個季度10%以上的增長，然后就一路下行。2011-2014年，GDP增速分別是9.2％、7.8％、7.7％、7.4％；今年一季度、二季度進一步降至7.0％。
為什么舊常態難以維持？對此有兩種分析方法。
第一種是以“三駕馬車（指消費、投資、出口）”的拉力不足來解釋經濟增速下滑。“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按照凱恩斯的理論，供給總量的增長速度由需求總量的狀況決定。當遇到需求不足、經濟出現周期性衰退時，就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長。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所針對的是經濟學所說的短期經濟問題。凱恩斯對此并不避諱，他在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時說，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也就是說，從長期來看市場經濟會經過波動自動實現平衡；但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在短期內造成的損失太大。就好比洪水早晚會退，但還是要采取抗洪堵口等措施，否則等洪水退去時，人早已淹死了。
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依據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的長期經濟問題。“三駕馬車”的拉力大小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這在中國儼然已是經濟學定理。應對增長率下降的辦法，就是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結果造成了貨幣超發，企業和政府都債臺高筑，蘊藏著“國民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系統性風險。在我看來，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完全正確，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問題也是一種誤用。
如何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我認為不應從需求方面，而應從供給方面進行分析。在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產出是由勞動力和資本兩個因素決定的。1956年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根據美國20世紀前4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將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增長來源剔除后，還剩下一個余值（索洛余值A）。他把這個余值定義為技術進步，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索洛的生產函數表明，經濟增長是由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資）和效率提高（TFP的提高）這三個因素決定的。
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缺陷，即增長主要靠投資支撐。投資率過高意味著消費率過低，最終需求不足。為彌補消費需求的不足，日本在二戰后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低估本國貨幣匯率等辦法來促進出口、抑制進口，擴大凈出口。中國也采用了這一辦法，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進出口外貿盈余大量增加，支持了產能的迅速提高。但是，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表明，長期使用出口導向政策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調整中國出口導向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前，效率提高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改革開放以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結構改變。例如，以前城鄉是隔絕的，資源無法流動。改革開放后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打通了，勞動力、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大幅提高。二是對外開放。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生產效率迅速提升。此外，人口紅利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大約是2006年，上述支撐高速增長的因素出現了明顯衰減，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降低。要維持原來的增速，只能更加依靠投資，也就是靠負債，通過發行鈔票、寅吃卯糧等辦法來籌集資金。到2010年左右，這個問題已相當嚴重，集中表現在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自2009年以來急劇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上升得很快。這增加了發生系統性危機的風險。
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容易出現泡沫膨脹
“新常態”這個詞最早是由美國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前CEO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可能出現的長時期經濟衰退。
這當然不是我們希望建立的新常態。根據權威方面的說明，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概括起來說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二是從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增長。前者已是既成事實，絕大多數人對適應這種狀況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后者還是期望而非現實，需要經過努力才有可能實現；只有加快推動第二個“轉向”，中國經濟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走上持續穩定發展的坦途。
由于過去很多社會矛盾是靠數量增長“擺平”的，經濟增速下降太快是有風險的。如果不能用質量的提高去彌補數量的損失，許多經濟和社會矛盾都會暴露出來，甚至進一步激化。
面對增長率繼續走低的形勢，最近幾個月來，“擴需求保增長”、要求央行“放水”的呼聲日漸高漲，“鐵、公、基”一類大規模投資也蓄勢待發。不過我對這一類“老辦法”是否奏效持懷疑態度。
靠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能夠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嗎？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當出現由于杠桿率過高導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因為在“現金為王”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捂緊錢袋子，不愿進行長期投資。如果手里有錢，人們更愿意投在股市而不是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上。如果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現泡沫膨脹，甚至在泡沫最終破滅時導致嚴重危機。當前我國新入股市的投資者年齡偏低，資產不多、風險意識不強的新開戶股民大量融資炒股，一旦發生問題，會影響社會穩定。因為窮人虧錢比富人虧錢更危險，絕不可以掉以輕心。
關于投資的拉動作用也應當做出恰當估計。近幾年來，經濟學中“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已經日益顯現。趁機亂上的項目很多，效果不大，結果只會加杠桿，使風險進一步積累。
總之，正確的應對辦法，只能是在穩住大局、確保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開放上，以改革開放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效率的提高。
問題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并不是一個新提出的問題。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1996-2000）的時候，就提出了必須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轉變為集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兩個根本轉變”。迄今已經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間的政策制定和改革實踐可以歸于一場“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討論。中共十八大對這場爭論做了明確的回答，那就是要堅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隨后，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規劃。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
防止杠桿過高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目前中國經濟的杠桿率過高，債務總額達到GDP的250-300%，各級地方政府債務已超過16萬億元，2015年到期需償還的債務約為1.8-2.0萬億元，蘊藏著比較大的金融風險。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發生償債危機、少數人“跑路”問題都不大，但必須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
首先，為了避免發生系統性危機，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來控制和化解風險：
① 要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財政部向地方下達一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額度置換存量債務，可能還要采取一些補充性措施；
② 要停止回報過低和完全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
③ 要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輸血；
④ 必須停止剛性兌付；
⑤ 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目前一項最重要的或有負債就是社保基金的缺口，數額很大，是為隱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撥付國有資產去補充社保基金，但至今沒有行動；
⑥ 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產清盤和破產保護下的重整，化大震為小震，釋放風險；
⑦ 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例如各地“曬太陽”的開發區等。
其次，輔之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這兩句話十分重要。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意味著增加赤字。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赤字還有一定的空間。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在目前的狀況下，我更傾向于采用普惠式減稅的辦法，因為現在的一個大問題是企業家們對未來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積極性。一定要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他們的信心。在貨幣政策上，要將去杠桿和提供必要的流動性結合起來。
重視提高民營企業家信心和積極性
推進改革開放是應對當前形勢和確立新常態的治本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做出了準確的界定，那就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其實這一目標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的表述是“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二十年后重提這一體制目標，并環繞這個基本目標部署了上百項具體的改革任務。現在我們需要以“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標尺，總結十八大以來各項改革的進展，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早在十八大召開前后，就已經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方向進行了一些試驗性的改革，例如企業注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這些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過去許多年領導一再號召要加快服務業發展，卻一直未能實現。最近幾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動下，服務業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使得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增速下降的情況下保持了較好的狀態。改革小試牛刀尚能取得這么好的成果，這就表明，為了應對當前的困難，加快改革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從目前的情況看，政府職能改革、簡政放權已經取得進展。現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繼續向縱深發展，通過制定企業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和政府職權的正面清單，形成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正式制度。
以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為核心的金融改革和以理順中央地方關系為重點的財政改革進展情況比較正常，現在還需要籌劃解決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近年來，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有所下降，但是國有企業掌握著大量重要資源，并且在許多重要行業中處于支配地位，因此國有經濟的狀況如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高低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狀況，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了許多重要決定。現在看來，亟需加快這些決定的實施。
上海自貿區正在進行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的試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進行自貿區試驗的意義在于適應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趨勢，“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目前正開始在其他地區復制推廣上海自貿區的經驗。這意味著對外開放新局面的全面展開。行政領導部門要從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局著眼，為開辟這個新局面做出貢獻。
民營企業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許多企業家信心不足、積極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應當借鑒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扶持中小民營企業的經驗，組織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切實有效的綜合解決方案。
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在創建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為。目前在反腐高壓態勢下，政府官員“亂作為”的情況有所收斂，但“不作為”的情況卻有所蔓延。中紀委王岐山書記以前說過，先治標后治本，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覺得在反腐高壓態勢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應當大力加強制度反腐，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與此同時，要按照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面清單，使官員行使職權有規可循。
本文根據2015年4月25日吳敬璉教授在第7期上海金融家沙龍暨第75期中歐陸家嘴金融家沙龍上的演講整理而成，文章來源：《The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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